網上流傳李光耀的一句話：“新加坡成功的關鍵，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，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。”

這句話難于查證出處及真實性，但有人認為，新加坡的成功與儒家文化關系極大，也有不少文章對此加以論證，比如《新青年·權衡》曾刊文說，“新加坡：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威權主義國家”，也有論者認為李光耀與儒家文化淵源頗深，如《海峽通訊》曾載“李光耀與儒家思想”一文，認為李光耀以儒學核心價值觀為治國理念，在天然資源十分缺乏的情況下，推進新加坡經濟騰飛，創造了現代化建設的奇跡，使新加坡在上世紀80年代一躍成為“亞洲四小龍”之一。

新加坡的治理和發展成績有目共賭。1965年新加坡建國時，人口少、資源匱乏、種族沖突、經濟落后、失業率高、國內市場沒有發育、國防脆弱，新加坡面臨巨大內外危機。可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時間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。據統計，2014年，新加坡人均國民收入超過5.2萬美元，在世界人均國民總收入排行榜上名列第四，創造了人類發展奇跡。

很多國家對新加坡的成就感興趣，想總結其成功經驗，學習其成功做法，中國在這方面顯得尤為積極，不但研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，還不斷派公務員到新加坡接受了為時不短的培訓，大有將新加坡模式移栽過來的味道。而一些學者則拼命論證新加坡是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威權主義國家，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成功的關鍵。

倘若是儒家文化造就了新加坡的輝煌，我們還需要向新加坡學習什么呢？我們就是儒家文化的大本營、發源地，老根子在我們這里，我們只需要發揚自己的文化傳統，就可以造就自己的成功了，何須以他山之石攻玉？邏輯上不是十分荒謬么？

李光耀為了討好新加坡華人，確實講過：“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，特別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艱辛的日子，使我深深地相信，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，都受過儒家價值的熏陶，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。”他也說過，“任何國家吸收外來優秀文化傳統，都不可能照搬套用，總是根據本國國情，為我所用。我們倡導儒家思想，也要從新加坡的實際出發，才能引發真正的效益。”

這些都讓外界誤以為新加坡就是以儒家文化、儒家價值觀治國的，其實，在實際的政治、政策之中，并不據此而為。在國家治理上，新加坡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模式，用學者的表述來說，新加坡模式就是精英治國機制主導下推行威權法治主義、發展主義、貿易開放主義和社會福利主義的結合。這種結合，最終讓新加坡形成了廉潔政府架構、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、高積累的財政模式和穩定社會保障體系。

通過這種模式，新加坡打造了廉潔高效的政府，并由政府主導社會和經濟事務，強調秩序先于民主，讓一個彈丸之國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。然而，威權法治主義、發展主義、貿易開放主義和社會福利主義，并不是儒家所獨有，甚至有的還是儒家所缺，自然不好意思說儒家是新加坡成功之根本。

相反，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，新加坡曾禁止它的學校教授華語，結束了百年老號的傳統華文教育體系，還關閉了民辦南洋大學。華裔學子的母語是英語，華文只是第二語文，學校教學媒介是英語，華文淪為語文課程，華人圈里也以講英語為上層人物的標志，儒家文化在新加坡可謂皮之不存，毛之焉附？

另外，新加坡華人尤其掌握政經大權的精英階級都是受西方教育，更以基督教徒為主，西方文化、西方價值觀才是新加坡最內核的東西。現在的新加坡華人已是第三、第四代，他們知道自己的祖籍，但從未回過大陸，與儒家文化早已斷裂，是實實在在的“香蕉人”。因此，“它的國民是黃種人，但是，它的思維，卻是英聯邦的。它號稱有華人血統，實際上，并無多少相干。他們實際上是黃皮膚的英國人后裔。”

并不是說只要是華人，就一定奉行儒家文化，成功了，就說儒家文化功莫大焉。人是制度的產物，同樣的族群，在不同的制度下，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。比如朝鮮和韓國，同文同種，同一種服飾、文化、語言、生活習俗，但發展結果截然不同，我們能夠說，韓國的成功關鍵在于奉行朝鮮文化么？韓國的成功主要因為兩條：一，政治體制上，堅定不移地走民主憲政之路；二，經濟體制上，堅定不移地走市場經濟之路。這兩條也可以套用到新加坡身上。

新加坡的成功，與儒家文化沒有半毛錢關系，將新加坡的成功牽強附會為儒家文化之功，是大陸人的意淫罷了。就算新加坡借鑒了儒家文化，也正如李光耀所言，不是照搬套用，而是根據本國國情，為我所用。回到文首，倘若那句話確為李光耀所言，我以為非常準確